曲阜“三孔”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被破坏历史

一、如果说谭厚兰在来曲阜之前虽然激情满怀,但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来完成捣毁“孔家店”的任务的话,当看到这些东西时,她觉得自己手中已拿到了通往胜利之门的钥匙
 
1966年5月16日,以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即破“四旧”,这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1966年8月,破“四旧”的浪潮风起云涌,愈演愈烈,曲阜县委和县人委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治下的曲阜县是中国古代文化代表和象征的孔子的故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孔庙、孔府、孔林、颜庙、周公庙等一大批文物古迹。按照红卫兵的逻辑,这些都是“四旧”,都在应破之列。
 
8月下旬,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先后接到报告,泰安水校和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要来砸“三孔”。县委立即分头向县直各机关单位及学校布置防范措施。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多日严防死守,红卫兵终于未能冲击“三孔”。
 
李秀等人暗自庆幸。
 
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后,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领袖谭厚兰会离开“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率领一队人马杀向曲阜。
 
谭厚兰,1937年生于湖南,青年时做过教师,中共党员,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1966年10月上旬,谭厚兰原来打算到大庆油田去造反,并已派出了一个先遣队到大庆去煽风点火。这时,有人给她出主意,说到山东曲阜去造孔子的反,并且把这一行动与“五四”精神联系起来。谭厚兰欣然同意,于是决定改变计划,南下曲阜,直捣孔子的老巢。
 
11月9日,谭厚兰率领200名北京红卫兵抵达曲阜,住进曲阜师范学院。
 
10日上午,他们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浩浩荡荡直奔曲阜县委。
 
他们要给县委一个照会,一个下马威,一份通牒.
 
县委早已了解到谭厚兰这个“非常人物”到了曲阜,料到她必然带人前来县委,于是县委的机关干部们为红卫兵的到来,准备了一个绝妙的欢迎仪式。
 
谭厚兰带领红卫兵来到县委时,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克明和县委副书记张玉美带领200余名机关干部,人手一册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在县委门口列队迎接。
 
高克明代表县委向北京来的红卫兵表示欢迎。
 
谭厚兰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红卫兵激情铿锵地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歌声尚未平息,机关干部们齐声背诵起“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声音整齐、洪亮,整篇文章一气呵成。
 
背诵完毕后,出现了一个静寂的瞬间。
 
这样的场景出乎谭厚兰的意料,红卫兵们对机关干部把毛主席著作背得如此流畅感到惊讶,他们接着背起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这时,机关干部们又齐声背诵了《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
 
在整齐划一的声浪面前,红卫兵背诵的几条短短的语录被淹没了,于是他们便高呼口号,散发《讨孔檄文》。
 
显然在这第一个回合中,曲阜县委略占上风。
 
短暂的交锋之后,谭厚兰和红卫兵在县委办公室干部的引导下参观“三孔”。在孔府,他们翻出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伪满洲国国旗,又找到一把宝剑和一把东洋刀(这是77代衍圣公孔德成结婚时韩复榘、孔祥熙送的贺礼),还陆续翻出了袁世凯的照片、国民党“剿共”的“清乡册”,孔府与日本侵略军、汉奸汪精卫来往的照片、函件等物品。
 
如果说谭厚兰在来曲阜之前虽然激情满怀,但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来完成捣毁“孔家店”的任务的话,当看到这些东西时,她觉得自己手中已拿到了通往胜利之门的钥匙。
 
二、他们想把孔子像整个弄下来,抬出去装在汽车上,没想到弄碎了,后来游街的时候,就把孔子像的脑袋安在了别的塑像身子上
 
红卫兵抄出国民党旗后,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十分紧张,进而,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在曲阜迅速流传——“红卫兵要烧孔府孔庙啦!”
 
县委领导被这个消息吓得坐立不安,决定立即向中央汇报。
 
11月12日凌晨2时,县委接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发来的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留作封建制度、孔家地主的博物馆,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
 
谭厚兰在11日晚23点就接到了陈伯达的指示,比县委早了两个多小时。她马上意识到曲阜县委向中央文革告了她的状,同时,她又感到巨大的欣喜和激动,因为事实证明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她的。
 
12日下午,谭厚兰主持召开曲阜各红卫兵组织代表会议,宣告成立“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此后,一系列的讨孔破坏活动都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进行的。
 
“讨孔联络站”的成立,结束了在曲阜的红卫兵组织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将各个红卫兵组织全部召集在“讨孔联络站”的大旗之下,谭厚兰不容置疑地获得了“讨孔联络站”的最高指挥权。
 
11月14日,谭厚兰决定次日召开誓师大会,砸烂国务院命名“三孔”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当天晚上,在省城济南参加会议的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决定,通知高克明、张玉美要尽量做工作,国务院的石碑不能砸,孔子像不能拉倒,但不要和红卫兵发生冲突。
 
11月15日早7点,高克明、张玉美怀着一丝侥幸心理,到驻扎在曲阜师范学院的“讨孔联络站”指挥部去找谭厚兰,他们幻想着出现奇迹——谭厚兰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没想到,谭厚兰“意志如铁”,毫不动摇,并赤裸裸地威胁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砸烂国务院的保皇碑,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将上报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县委要负全责!”
 
高克明、张玉美见事已至此,再“抗”无用,双双叹了口气,只好“缴械投降”。
 
双方为何如此重视国务院的这块石碑?因为它对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县委将它看做保护“三孔”最有力的武器,无论在心理上、精神上还是行动上都是一个巨大的依靠和支撑。而红卫兵组织要捣毁“孔家店”,这块石碑也是绕不过去的,他们认为只有先砸烂这块石碑,捣毁“孔家店”的行动才能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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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三孔凭借什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只是因为孔子吗?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