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谈如何匡正世道人心:人道之“正”在于“政”

  孔子所处的时代,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社会乱象丛生,人们行为失范,“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那么,怎样使天下归于正道,使人心归于正途,这正是孔子思考的核心问题。于是,孔子的着眼点落在了“政”上。    

  打开《论语》和《孔子家语》,就很容易发现其对于“政”的格外重视。《论语》开篇在总体谈论修身做人的问题之后,接着就是《为政》篇,由此开启了全书为政问题方方面面的讨论。《孔子家语》的开篇则是《相鲁》,记述孔子执政于鲁国期间的政绩,首先给人展示了作为“政治家”的形象,显示了孔子卓越的治世才能。所以,《论语》和《孔子家语》的编者一定十分了解孔子思想的深层结构,理解孔子思想中“政”的核心与主导地位。

  有一天,鲁哀公请教孔子:“人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孔子闻听此言,面色变得十分严肃。在孔子看来,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谓人道,无非是指社会中要求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哀公能够思考并且谈到这个问题,那当然真是百姓的恩惠了。所以孔子才“愀然作色”,说自己怎能不认真地回答呢?

  那么,孔子怎样回答呢?孔子说:“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一语破的,直接明了,简直说到根本上了!人道的关键在于政,人道由政而得正。人道最重要的就是“政”,“为政”就是“为正”,人不见“正”,何以端正?政治,首先要讲“正”,君主“正”则百姓跟从而“正”。百姓效法学习君主的作为,君主不能做到“正”,百姓学习什么呢?孔子这里的话,也昭示了为学的目的性。人组成了社会,就是社会性存在,为政则是全部社会系统的提携处、撬动点。当今之世,社会分工更加细密,人们行业不同,各司其职,都是为了天下的安宁与发展。所以,人之学与仕不可分离,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不离学,学不离仕。学仕一体,互为本末。超凡脱俗固然是一种人生境界,但人们却难以真的超然物外。孔子说,人非鸟兽,故鸟兽不可与同群。人系人,故与之仁。人当自明我道以救大伦。圣人之仁,甚至不以天下无道而弃之。

  孔子关于君主身正为范、为政以德的论述很多很多,这都是由于为政者自身“正”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使然。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子欲善而民善”,所以,为政者明白“风行草偃”的道理,为政者本身做好了,社会风气就必然根本好转。于是,有人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开出了很多的良方,比如以诗书教义、培养正确的信念、忠信踏实、“举直错诸枉”、临民以庄、使民孝慈、“举善而教不能”等等。这些,都是以为政者正为根本的。例如有人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自己先做到勤政,然后再使老百姓勤劳。自己有勤政之劳,加之“无倦”不懈,民众就虽劳不怨。

  明白了人道之“正”在于“政”,接着就是如何由“政”而“正”的问题了。天下有道即人道行,君王以“道”治民,首先要“内修七教”,七教修则天下安。何为“七教”,孔子说:“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孔子说:“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孔子依然强调“人君先立仁于己”。

  孔子儒家强调“正名”,同样也是上行下效的问题。为政在于正名,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在社会上都具有不同的身份与角色,人们应该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知道,孔子儒家讲“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先君后臣、先父后子强调的是“君”“父”的引领意义;其实,长期以来人们诟病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又何尝不首先包含“君”与“父”的担当与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为君、为政者首先“其身正”,才能民知所措,天下有道,社会臻至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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