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文化强国”战略

  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对本民族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儒家思想由溪流至江河,历经各种舛难,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中国,为了应对新时期的机遇和挑战,则更需从传统的智慧中汲取有用资源。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即顺应这种历史潮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强国”战略有何关系,其未来发展如何,笔者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精神铸造两个角度切入,略陈粗见。   一、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建设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同样源远流长。早在夏商时期,刀耕火种的先民,就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中国古老的文明。东周以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得以逐渐形成,并成为了后世儒学发展的活水源头。秦亡汉兴之后,先秦儒学经后儒一番打造,其内含的以道德、君臣等级观念等为基点的经世因素被逐渐放大,并以其辅政优势,几乎主宰了古代中国近两千年的思想进程。也正是缘于这种放大及其与封建政权的联姻,近代以来传统儒学常为国人所诟病。然而,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并非王朝专制的殉葬品,其思想价值依然是当今社会秩序所皈依。传统儒学中所特有的“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刚健不息”的坚强品格以及海纳百川的宽容特质,也决定了她能藉时代不同而不断发展的内驱力及其开放性特征。因此,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本出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欧美,主要用指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所经历的深刻变革。后来,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也在逐渐更新。关于现代化的确切义虽在学界至今仍有争议,但大致认同其至少应当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等内容,覆盖到了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结构、科技教育和国民素质,等等。换言之,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逐步积累,而且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就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实情来看,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确取得了很多骄人的成就。例如,仅国内生产总值一项,连续几十年创造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从电灯、电话的普及,到私家车拥有量的巨增,切实感受到了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惊人变化;另一方面,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建设、文化发展等表现为相对滞后。这种错位,导致了人们在社会中盲目追求物质利益,消费主义者甚至认为,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在这种拜金潮的冲击下,即使曾经有过信仰的人,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其负面影响逐渐延伸到了家庭伦理、社会关系等领域。不仅如此,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网络科技的冲击和交际手段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信仰及生活方式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观念的急剧变化,不仅导致一些人群的信仰丢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一些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果这种不平衡长此下去,整个社会就会成长为一个不可理喻、畸形发展的“哥斯拉”怪物,这个怪物既会严重破坏人与人的关系,也会改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要之,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仍潜藏着危机。   上述种种危机的存在,迫使国民不断地反思历史与现实,并试图寻找克服这些危机的出路。改革开放前期,党和国家就明确提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建设的问题。在新世纪的前十年,又相继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宏伟蓝图。2011年10月,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列为党和国家奋斗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一系列战略方针,把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一则,强调科学、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的思想保证;二则,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三则,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四则,在和而不同原则的指导下处理好多元文化融通。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仅要汲取外来文化中的先进因素,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要在传统儒学内部进行批判或继承,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真正构建起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强国战略。   就儒学本身而言,由于其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在中国这个非常注重历史与“贵和尚文”的国度里,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学说,它对医治人类因现代化而带来的心灵创伤,有着奇特的功效。首先,孔子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爱之道,有利于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营造。儒家“仁”思想中的孝梯、忠恕等内容,不仅可以保障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井然有序、和谐健康,而且对改善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其次,孔子儒家思想修己养性、内省自律的道德准则,有利于现代人完美人格的塑造。孔子提倡“内省”、“修己”,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人人都按“崇高的道德法则”修己内省、严格自律,培养自己完善的理想人格,那么社会风气必得优化,社会道德必得提升。第三,儒家文化崇尚和谐,主张天人合一,有利于现代生态保护、化解生态危机。客观上讲,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孔子儒家中“仁民爱物”、“和实生物”、“因地制宜”等思想,则反映了这个整体的和谐。在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危机空前严重的今天,儒家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能够纠正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偏差,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长期繁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要之,儒家思想不仅有助于人的内心、人际之间的和谐,而且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怀,能够提高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意识,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保障。   二、儒家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须臾离不开中华民族自身的凝聚力,离不开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显然,这涉及到弘扬和发展民族精神的问题。一般而言,所谓“民族精神”,是指表现于共同文化中、反映一个民族共同意识的信仰和一般的价值观念,即孟德斯鸠所称道的“一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从广义上来讲,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包括积极和消极、进步和落后、精粹和粗俗等两方面的内容。但人们常常对民族精神作积极意义上的理解,认为民族精神是一种表现于传统文化中的卓越的伟大的精神。(方立天:《仰望崇高:方立天自选集》)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中华民族精神就是指那些能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的、积极的思想。当代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必须要总结和弘扬这种优秀的民族精神。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看,每一时期都有带时代特点的精神,而每一时期的文化内容(包括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等等)则是该精神最终形成的“活水源头”。例如:先秦时期的原始宗教文化、神话传说、礼乐习俗及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思想;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宋明时期理学与心学的追索;以及清代带有文化专制色彩的朴学的回归,等等,这些自成特点的文化基础,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或相同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内涵。李宗桂先生曾将历史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大致分为古典、近代、当代三个时期,并指出:在第一时期里,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唯伦理思维为特征的古典民族精神;在第二时期,形成了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近代民族精神;在当代,则形成了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当代民族精神。(李宗桂:《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崇和尚中、重义轻利、道德至上的伦理精神;近代民族精神体现的是抵抗侵略、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开拓创新精神。从上述民族精神的文化源头来看,儒家思想一直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一种不竭的动力资源和价值支撑,因而“从先秦至今的两千多年间,孔子成为影响中国最大的文化人物。孔学在历史上已经渗透在广大民众的观念、行为、习俗、思维、情感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事务、关系、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杨朝明主编:《孔子与中国儒学》)。正是以孔子为符号的儒家思想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模式、审美情趣等等,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而使这个民族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也正是这些融铸着儒家文化的带有各个时期不同特点的精神,不断地增强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着这个东方古老的民族,一次次战胜千难万险,又一次次走向属于每个时代的辉煌。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民族生生不已的链条,各个时期的民族精神又有“以一贯之”的内容,这也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内涵,我们或可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其一,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品德,是千百年逐渐沉淀下来的一种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孔子儒家提倡“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修心治身,到济世为国弘道,把一种理想人格和政治向往与这种感情的积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无数次激发整个民族奋发向上的道德力量,天然的与爱国情感结合在了一起。其二,艰苦奋斗的精神。孔子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对颜回不畏艰难、以苦为乐的人格大加称赞。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提倡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自此,历代仁人志士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无不以这种精神来诠释“以苦为乐”的思想境界,来面对各种考验和战胜无数困难。其三,博大宽容的精神。《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又《国语·晋语》载衕文子谏栾武子曰:“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在早期儒家酝酿、诞生的时期,古老的先民就认为,唯有德行高尚、宽厚仁慈的人才能很好的承受大福气。宋儒张载更将其发挥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观,充分体现了孔子儒家思想中爱惜民力和宽容厚道的一面。其四,求真务实的精神。孔子儒家思想素有求真务实的传统,早在开创时期,儒家文化就具有“与时偕行”的品格,正是时代的精神濡染了儒学注重实际的内涵。王符在《潜夫论》中说:“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宋代哲学家程颐进一步认为“君子之学,贵乎行”,明代王廷相也讲“实践上用功,自身上体验”。可以说儒家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以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或试图有用于世,并以此不断阐释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浇铸着中华民族务实求真的精神;其五,崇仁尚义的精神。“仁”和“义”是儒家思想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和内容,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曰“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儒家思想崇仁尚义,表明了“已立立人,已达达人”的仁学思想和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念,并逐渐形成了后世大公无私、禀持正义的民族精神。当然,除上述所列基本精神外,以儒家文化的形式渗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还有很多。这些精神内容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显现出巨大的能量,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奠定了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一言蔽之,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结构”,酝酿并凝聚了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民族精神。   由上可见,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强国战略特别需要儒家思想所提供的这种不竭的精神动力。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共产党为首的中国人民,就铸造了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许多宝贵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并一再指出,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进而成为衡量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2007年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由于以儒家思想为重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源泉,由此可以预见,在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儒家文化会继续迸发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我们因此也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一创造会继续构铸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三、对儒家思想未来发展的几点看法   孔子之学本质上是仁礼之学,孔子儒家思想即是以仁礼为核心经过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整体来看,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一是关注现实;二是关怀生命。前者使儒家思想具备了“与时携行”的品格,后者则表明了其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这两个特点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了现实与生命之间的一种张力,共同决定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及其未来发展的前途。   从儒学关注现实的角度看,儒家思想的发展首先应是基于现实世界不断对人类自身提出一系列新要求、新问题和新挑战而做出回应。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每一时期,孔子儒家思想都有对前代的继承和特定的时代内涵,继承什么和有何创新,皆源于对每一时代新要求、新问题和新挑战而做出的回答。可以想见,当代中国儒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对这种现实的回答。大致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相对滞后,这种不协调的状况反映到社会上,又直接影响了到现代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甚至造成了上述社会上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放眼全球,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人类真正地进入到了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时代。然而,科技理性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文明发展的黑洞,即人类未来精神的迷茫和困惑。显然,只有解决好这些现实问题,才可以说做到了对儒学真正的发展。   从儒家思想关怀生命的角度看,儒学又是一门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学问。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基于春秋“礼崩乐坏”的现实,曾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命题,并反思了如何“修己”才能“复礼”、“安人”甚或济天下苍生,因而儒学从一开始就在思考人是什么、人应该如何做等以人为本的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论,并由此阐释人类道德的本原。稍后的荀子则从人“性恶”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重要见解。在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中,尽管儒家思想被政治异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但她关注生命的思想内核始终是其立足于社会的基点。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人为本,也一直以人的发展和民生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就明确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党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同样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显然,这与儒家学说“道不远人”、“不为神役,不为物役”的人文内容相一致。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在中华民族文化强国的战略中,大力发展儒家思想中以人为本的内容,不仅有助于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且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这是时代的挑战,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当代社会赋予的一种责任。   在了解国情、世情及儒学人文情怀的基础上,儒家思想的发展应一方面立足于儒学的基本精神,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新发展;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全球视野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为此,我们不仅要对孔子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进行分析与选择,进而汲取其优秀成分,而且还要对其进行适度的创造与发挥。具体来讲,笔者以为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儒家文化在近期的发展至少应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二是儒家思想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基础和外部条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不仅具有关怀生命、易融社会的内在基础,而且有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多元文化条件,而处理好上述两个主要方面的关系,则是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发展儒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世界上的几大文明的发展,亦可作如是说。就连曾经源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其传入中国起,也一直经历着一种中国化的过程。而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伟大结晶。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可和发掘,不论是其与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交流,还是与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碰撞,都将会激发儒家思想的魅力和生命力。牟钟鉴教授在《论孔子的中和之道与当代温和主义》一文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由于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而具有了中国特色,其中特别吸收了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思想”,又说:“基督教在西方是主流信仰,传播于世界各地,影响人口最多,拓展之势甚猛。……两种文明历史背景迥然不同,思想差距甚远,相遇之后发生过不少冲突,至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隔膜和矛盾。但如能平等对话、相互理解,也会发现两者有较强的互补性,彼此若能取长补短,将对人类文明转型,构建和谐世界,发挥重大作用”。(牟钟鉴:《论孔子的中和之道与当代温和主义》,《孔子学刊》第一辑。)显然,这种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结果,不会是一种文化压倒另一种文化,而是一种双赢和共赢。   总之,儒家思想积千年之东方智慧,蕴含有丰富的可供现代中国抑或当今世界汲取的文化资源,表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和魅力。党和国家所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既顺应了现实的要求,又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和一些有价值的理念。因此,我们说,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中国儒学的新一轮开展还会太远吗?   (作者:陈金海,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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